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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季羡林及其师友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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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羡林及其师友们  发贴心情 Post By:2011/3/3 20:33:11

季羡林及其师友们

 

作者:张昌华

 

选自张昌华文集《故人风清》


      季羡林(1911—2009)先生,世人称其为“学界泰斗”、“一代宗师”。那是大家对他的尊崇。先生本人固不认同,自谦“是一个平凡的人”;但这个平凡的人一生与数以百计的“不平凡”的人有过或深或浅的过从,他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季先生的心版上。季先生一向认为“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”,因此,在同辈学人中,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字绝对是最多的,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:计有(齿序)陈寅恪、胡适、汤用彤、吴宓、冯友兰、傅斯年、朱光潜、曹靖华、郑振铎、老舍、梁实秋、周培源、沈从文、叶公超、吴作人和胡乔木等等。笔者择其五位与先生有某种特殊关系者,梳理成文,以展示先生的丰富多彩的人际世界和色彩斑斓的人文情怀。


与陈寅恪:“教授的教授”

      陈寅恪(1890—1969)是季羡林的老师,也是季羡林人生草图的设计者。

      历来做学问都讲究传承,季羡林对梵文的研究融汇了中西的脉传。由他做桥,构起一则中德教坛的佳话。季羡林1930年入清华西洋文学系,研习莎士比亚、歌德、塞万提斯等西洋名家,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后却一头钻进了梵文、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的故纸堆,而“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”。那是当年在清华时他旁听陈寅恪的“佛经翻译文学”,渐渐地萌发了对佛学的兴趣,戏剧性的是在哥廷根大学他师从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,恰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攻读时的同学,而他们两人又都是吕斯德教授的门徒。真正的中西交汇,一脉相传,印证了学术是没有国界的论说。

      季羡林一直把陈寅恪、瓦尔德施米特两位先生视为心灵圣殿中的恩师,“超乎寻常的神圣的”。他在《回忆陈寅恪先生》一文中深情地写道:“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,我不会走上现在的这一条治学道路,也同样来不了北大。”真实得就像“没有天,哪有地”那样自然。

      这或许就是命运中注定的一种缘。

      无意插柳柳成荫。清华的教育,给季羡林留下深远影响的倒是一门旁听课陈寅恪的“佛经翻译学”和选修的朱光潜的“文艺心理学”。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德高望重,被誉为“教授的教授”,但他与那些留洋归来的西装革履、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,身着一袭长袍,朴素无华,肘下夹着一个布包,里面盛着讲课用的书籍资料,一般人还以为他是琉璃厂某书店来清华送书的老板。仅此一貌,就给季羡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令人油然联想到季羡林归国后一辈子中山装、圆口布鞋,北大新生误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工友的趣话来,犹如陈寅恪身影的再现。对听陈寅恪的课,季羡林认为那是一种“无法比拟的享受”,特别是陈寅恪做学问“不武断,不夸大,不歪曲,不断章取义”,他实事求是的谨严治学态度,熏陶了季羡林。以致毕生孜孜不倦,焚膏继晷。耄耋之年,还穷十年之功,写就皇皇八十万言的《糖史》和译竣吐火罗文的《弥勒会见记》剧本。尤值得一书的是《弥勒会见记》,当时德国和法国有关方面委托季羡林译成英文,季羡林当时考虑全是残篇断简,资料严重匮乏,加之自己年岁已高,目力不济,本拟婉拒。后再三思量,觉得他还是应该做这件事,他若不做,国人恐就无人能及了。外国人就会讥笑中国人在“吹”。于是,季羡林每天晨四时即起,中午休息一会,晚上还要加班加点。每天工作达十二小时,整整花了一年时间将其译完,现已出版。不幸的是自那时起,他的视力急剧衰退,执笔维艰了。

      更为重要的是陈寅恪对季羡林的提携和知遇之恩。

      1945年,季羡林留德已十年,准备回国。欣闻陈寅恪其时正在英国治疗目疾,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十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。陈寅恪不很了解季羡林学业的详情,一听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,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,同祖同宗,岂不知情?陈寅恪即复长函致季羡林,奖掖、鼓励了他一番,并云拟将来推荐他去北大任教。天降馅饼,季羡林十分兴奋。是年秋,季羡林带上用德文写就的论文,遵陈寅恪之嘱,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,旋赴北平叩见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……

      季羡林到北大后,受到优厚的礼遇。陈寅恪不久也由英国回到清华。一段时日,季羡林常登门拜访、讨教,不忘捎上先生喜欢喝的北平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制的栅栏葡萄酒;与陈先生的弟子周一良等在藤影荷声中聆听先生的教诲、谈学论道。

      这期间,季羡林写了一篇《浮屠与佛》,探讨“浮屠”与“佛”的出现谁先谁后的问题,他用自己掌握吐火罗文的优势,解决了胡适、陈垣都感到困惑的难题。季羡林读给陈寅恪听,陈大力赞赏,立即将文章推荐给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》。该刊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,能在该刊发文章者,便“一登龙门,身价百倍”。果然,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,连季本人也感到“受宠若惊”。显然,在季羡林学术成功的道路上,陈寅恪襄助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。

      全国解放前夕,国民政府经济完全崩溃,物价疯涨。教授教授,越叫(教)越瘦(授)。天寒地冻,陈寅恪家穷得连买取暖煤的钱也没有。季羡林悄悄将此讯告知时已回国任北大校长的胡适,胡适素以爱才惜将名世,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元给陈寅恪。傲骨凌霜的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而失节,又迫于燃煤(眉)之急,他决定以自己心爱的藏书来“易”取。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此事。季羡林坐着胡适的小汽车,到清华园陈宅拖回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珍版书;而陈寅恪只收了两千美元。其实仅一部《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》的市价就远过于此。季羡林觉得此举是带有义捐性质。陈寅恪对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精神尤令季羡林钦佩。并影响了季羡林,季羡林晚年在北大和清华同时设立奖学金,对故乡教育事业悉心捐助。更为可贵的是在2001年7月6日正式与有关方面签字,把毕生的所有收藏及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。他成了真正的“一无所有”的无产者。季羡林这种对名利的淡泊,油然又令人想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、精神。

      陈寅恪毕生研究历史,研究政治的成败与兴衰。各派学人对历史都有自己的独见。陈寅恪虽然是史学界的权威,但他尊重他人,从不以威压人和贬低他人(对一明史专家属例外)。尤其是对晚辈学人,他多以勉励。“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,甚至说些难听话的学者,陈寅恪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,显示一种大度和宽容。“英灵已作蓬莱客,德范犹熏门墙人。”陈寅恪的为人、学德脉传给了季羡林,以季羡林日后在学界的地位和他在学界内外的口碑之隆却仁蔼可亲,足以明证他师承了“教授的教授”的真传。

      季羡林晚年,仍不时拜读陈寅恪的诗文,他总觉得自己“还未能登他的堂奥”。

      1995年,陈寅恪在文革中被折磨至死的二十五年后,中山大学举办“陈寅恪学术研讨会”,季羡林没齿不忘,做了长篇发言,阐述陈先生的思想与学术成就,给予极高的评价。

      不过,令季羡林始终困惑的是,陈寅恪当初为什么不把他介绍到清华,揽到自己的门下,而将他推荐到北大?


与胡适:“毕竟一书生”

      如果说陈寅恪当年写八行书向北大推荐季羡林,是伯乐的话,那么胡适(1891—1962)便是拍板接纳千里马的老板。季羡林自然不能忘怀。季羡林晚年专写两篇文章回忆胡适“报知遇之恩于万一”。

      季羡林到北大后,瞬间(十天)由副教授擢升为正教授,兼东语系系主任。尽管与胡适的学术辈分不同,社会地位悬殊,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。同为系主任,他要经常向校长请示工作,加之他们同是北大教授会成员,同是文言所的导师,同是北京图书馆的评议员。胡适那时在编一学术副刊,季羡林又是撰稿人。因此,季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。他们共事三年,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。不论是对教授、职员、学生,乃至工友都是笑容满面,谁在他面前都有如沐春风之感。胡适幽默,更易贴近与大众的距离。所谓“人和”。写到这里,笔者不禁想到半个世纪后季羡林也成了“泰斗”、“大师”级人物,虽不苟言笑,但待人和蔼可亲方面,不乏先师之遗风。

      显然,从季羡林到北大后所受的极厚的礼遇,可见胡适对他的信任和厚爱。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派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博士到北大当访问教授,随来的还有一批留学生。接待、照管印度老、少学者的任务,胡适全权委托给季羡林。当师觉月第一次讲演时,胡适还亲自出席致词欢迎。

      在学术上,胡适与季羡林亦有交往,甚而是切磋。季羡林自云,解放前三年,他只写过两篇比较像样的学术论文,其一是《浮屠与佛》,此文是季羡林读《胡适论学近著》而受的启发。探索汉译“浮屠”与“佛”谁先谁后的问题。皆因当时胡适与陈援庵(陈垣)各持一端,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。季羡林据他对吐火罗文的研究,解决了这一难题。这着实让胡适对这位年轻教授刮目。另一篇《列子与佛典》定稿后,季羡林即呈胡适审正。胡适挑灯夜读,立即复信,予以肯定:“《生经》一证,确凿之至。”寥寥八个字给季羡林莫大的鼓舞。胡适离开大陆后,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。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,友人告诉他,胡适曾对台湾“研究院”李亦园先生说过:“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”。季羡林听罢,百感交集。

      季羡林眼中的胡适,是一个“矛盾的人物”。他不赞成共产主义,也反对三民主义,他崇尚的是美国的民主。胡适一辈子没写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,但反对国民党的文章他倒写过。季羡林认为胡适“他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”。季羡林用耳闻目睹的两件小事来说明自己的判断。

      一是解放前夕,北平的学生运动频繁,“反饥饿,反迫害”,“沈崇事件”等。都是由中共地下党发动、指挥的。路人皆知,胡适焉能不知?但每当北平国民党宪兵、警察逮捕爱国学生时,胡适总是亲自出马,奔走大小衙门,逼迫国民党当局释放学生;曾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国民党要人写信,要求放人。二是某次他到校长室与胡适谈事,见一个人进来对胡适说: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对胡适的一段广播,劝他不要跟蒋介石集团逃跑,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。在座的人听了,都有兴趣,静观胡适的反应。胡适异常平静,只微笑着说了句“他们要我吗?”他并没有以大骂共产党来表示对国民党的忠诚。

      “胡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”,季羡林如是说。胡适一方面研究学术,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。“他有时候想下水,但又怕湿了衣服。”一生在矛盾中度过。季羡林觉得这个“过河卒子”本质上是一介书生,“说得不好听一点,就是个书呆子”。季羡林说,一次他们两个人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,会议刚开,胡适匆匆赶到,首先声明,他要提早退席去赶开另一个重要会议。与会者发言跑题,谈到《水经注》。一听到《水经注》,胡适浑身是劲,滔滔不绝发表己见。一直到散会都没退席,早把那个“重要会议”忘到爪哇国去了。

      另一点让季羡林感戴的是,胡适爱才,求贤若渴,当年出走台湾前,他从南京要一架专机,点名要接几位老朋友。他在南京机场恭候,机舱门一开,只一两位,他当时大哭一场。胡适毕生奖掖后进,是位“平生不解掩人善,到处逢人说项斯”的人物。

      1985年左右,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“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”,觉得有失公允。毅然写了篇《为胡适说几句话》,当时有人劝止他发表,季羡林仍坚持发了。在文章中他又说胡适是“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”,是“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”。

      1999年季羡林访问台湾,拜谒胡适的墓陵,献了鲜花,行三叩大礼。照旧理,他应将自己新出齐的“文集”在胡适墓前焚烧,算是向他汇报毕生的科研成果。“我此时虽思维混乱,神志还是清楚的,我没有那样做。”回来后他写了一篇长文《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》,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十多年前写的短文《为胡适说几句话》,连“先生”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。

      90年代,安徽教育出版社出了两千万字的《胡适全集》,请季羡林当主编,请他“俯允”。季羡林说“我只能‘仰’允”。他写了篇一万七千字的总序,副题是“还胡适本来面目”,“拨乱反正,以正视听而已”。继而为“学林往事”抱病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,觉得前序的副题写得太满,“我哪里有能力还适之先生以本来面目呢?”后文主要写他对胡适认识,比较实事求是,故以“毕竟一书生”冠之。他以为这样较为妥帖。


与汤用彤:“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”

      如果说陈寅恪为季羡林的未来设计了蓝图草稿,胡适批准了这一计划的话;那么汤用彤(锡予,1893—1964)先生应该算作得力的实施者之一。

      汤用彤,著名的佛学大师,蜚声海内外。他的巨著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,集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于一体,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。季羡林说他是以“小丘仰望泰岳”之躯崇敬汤先生的。

汤用彤时为北大文学院长。季羡林拜谒时见汤先生穿的是灰布长衫,圆口布鞋,没有半点“洋气”,“望之似老农老圃”。虽“不苟言笑,却是即之也温,观之也诚,真蔼然仁者也”。有一点可以证明,季羡林到北大报到的第一天晚上,汤用彤就把他请到家中,设家宴为其接风,畅叙。

      本来,季羡林负笈德国十年,回国只想“抢一只饭碗”而已,没有想到一足迈入北大这座“龙门”,被聘为副教授。福也双至,更令季羡林做梦也想不到的是,十天后,汤先生告诉他,他已被聘为正教授,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。这令三十出头,尚藉藉无名的季羡林既感且愧。他心里明白,这是机遇,而很大程度上这一机遇是汤用彤先生的垂青与提携。北大早就想设东方语言文学系,因缺少能讲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师,条件不成熟。而国内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人日益见多,也有几位知名学者。有季羡林的到来,胡适、傅斯年、汤用彤一研究,加之陈寅恪从侧一促进,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了,季羡林当上了系主任。自然这与他那几篇蜚声德国学坛的论文是分不开的。尽管如此,季羡林知道他后面站着的汤用彤先生是一言九鼎的人物——那时北大精兵简政,校长仅胡适一人,没有副校长。胡适又常常不在校。学校下设文、理、法、农、工和医六个学院。院长“各自为政”,权及一方。文学院的聘人、升职诸问题,都是“一个人说了算”。季羡林副教授任期之短,在北大确实前无古人,后尚未见“来者”。季羡林始终仍引以为幸,并将其作为激励自己的力量。

      汤用彤对季羡林的厚爱不止在表面的任职上,而更多的是在实际工作中。汤先生亲自出面,在学校图书馆为东语系要了间教授研究室,把教学、科研所需用的图书提到研究室,还为季羡林配备了一位研究生助手……季羡林每有新作,总向汤用彤请教,汤先生的只言片语季羡林都一一记下。那时“我之所以能写出几篇颇有点新鲜见解的文章,不能不说是出于锡予先生之赐”。

      季羡林常为自己没能成为汤先生的授业弟子而遗憾。“往者已矣,来者可追。”适1947年汤用彤开“魏晋玄学”课,季羡林征得汤先生同意后,做了先生的私淑弟子,听了整整一年的课,“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诚的学生之一”。一年内没有缺席一堂课。认真做笔记,巨细不遗。那厚厚的一册笔记,一直保存至今。

     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汤先生的文章中,对自己的“官”运亨通,“一级教授”、“学部委员”,“名利双收”的一切,他都惦记着:“背后有一个人在,这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锡予先生。”“我不敢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,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。”


与胡乔木:“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”

      1949年春夏之交,季羡林忽然收到一通发自中南海的信。信首写道:“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?那就是我,今天的胡乔木。”

      季羡林怎能忘却胡乔木(1912—1992)。当年在清华,季羡林读外语系,胡乔木读历史系。胡乔木一边读书,一边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。为唤起民众,胡乔木在清华办起了一所工友子弟夜校,邀季羡林给孩子们上课,季羡林义不容辞。某日夜间,胡乔木坐在季羡林的床头,劝他参加革命活动。季羡林虽然痛恨国民党,但他怕担风险。尽管胡乔木苦口婆心,季羡林仍未敢应承。那时晨起,季羡林发现盥洗间脸盆里放着手抄、油印的革命传单,大家心照不宣,谁也没有向学校当局报告。大约一两年后,为避遭国民党的迫害,胡乔木离开了清华……

      往事萦绕心怀。眼前胡乔木的来信不全是为叙旧,他是就有关大学院系调整问题征求老同学意见的。胡乔木说国家目前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、通晓东方语言的人才,想把南京的东方语专、中央大学的边政系等合并到北京大学。季羡林自然高兴。此举使北京大学东语系顿时兵强马壮起来。

      建国后的日子,胡乔木始终没有忘记老同学季羡林,到季的寓所走访、晤叙。1951年,政府派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、缅甸,胡乔木首先想到季羡林,弥补了研究印度文化的季羡林一直无缘访问印度的遗憾。

      胡乔木的官越做越大,但对老同学季羡林的友情有增无减。文革以后,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。奇怪的是季羡林一次也没有回访过。即令如此,胡乔木获得什么好吃的食品,如上好的新大米,大螃蟹之类,都不忘记给季羡林捎一点,共同分享。平素最讲礼仪的季羡林,却“来而不往”,“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。”他不喜攀“高枝”。

      最令季羡林不能忘怀的是1986年冬天,“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的活动,有一点‘不稳’。胡乔木不安,通过季羡林的儿子表示想找老同学聊聊,了解一下北大的真实情况。胡乔木如到北大,多有不便,遂用车子把季羡林请到中南海他的寓所。一见面,两人促膝而坐,胡乔木便声明:“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,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,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。” 热语暖肺。季羡林也毫不隐讳,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“竹筒倒豆子”和盘托出。季羡林一人独讲,胡乔木静静地听。季羡林要说的题旨简明:“青年学生是爱国的。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,诱导和教育……”胡乔木听完后微微点头,“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,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。”中午,胡乔木还设家宴招待季羡林。饭菜平常,与山珍海味不沾边儿。“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,也就一清二楚了。”

      某年,胡乔木约季羡林到敦煌去参观。不料,季羡林却婉谢了。他倒不是不乐意与老朋友做伴,只是他一想到“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,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”便油然感到厌恶、腻味,“感到不能忍受”而作罢。

      步入耄耋之年后,胡乔木的怀旧情绪日甚,屡对季羡林发“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”的感慨。一次,胡乔木到北大参观一个展览会。会后他让季羡林陪同他到燕南园去看望了老同学林庚,后又想去看吴组湘,遗憾那天吴不在家,怏怏而回。

      胡乔木最后一次走访季羡林,是由夫人谷羽陪同的。在季羡林那“低矮、窄小、又脏又乱的书堆中”再次并肩晤叙。季羡林感谢胡乔木送他签名本的诗文集。胡乔木赞扬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时,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,令季羡林“顿时感到觳觫不安”。季羡林忙说:“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又多呀”时,胡乔木没有多说什么,“只是微微叹了口气,慢声细语地说:‘那是另一码事儿。’”

      1991年,季羡林惊悉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,再也坐不住了,“我真想破例,主动到他家去看望他”。但胡乔木不让。次年八九月间,住在医院中的胡乔木捎信给季羡林,希望他去看他。季羡林到医院,见到胡乔木躺在病床上,吸着氧气。他见季羡林来了,显得有点激动,抓住季的手,久久不松开。那一刻胡乔木的神态安详,神志清明,不知怎的想起季羡林发在《人物》杂志上的《留德十年》,连声说“写得好!写得好!”季羡林马上说等书出版后一定送给他。季羡林明白,那是一句美丽的“空洞的谎言”。

      这次见面是他们的永诀。

     《留德十年》出版后,季羡林想起宿诺,本想到胡乔木坟前焚祭一册。可胡乔木没有墓茔,他的骨灰撒入了大地。

      据笔者所知,胡乔木曾襄助过季羡林,帮他完成一件善举——季羡林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别人,不愿有求别人。但他也食人间烟火,他太热爱故乡了。为了故乡山东临清面临倒塌的古塔需立即修复,1991年他破例给胡乔木写信求助。最后得到国家文物局40万元的拨款,使临清古塔得以修复。

      胡乔木逝世后,季羡林撰《怀念乔木》一文,追述他们相识、相知、相亲的往事,平淡从容,但温馨感人。季羡林说,他们相处六十年。在他生前,他刻意回避,在他去后,却不胜怀念。“回味六十年的交往过程‘顿生知己之感’。”对大陆和香港一些人士封他为“左王”,季羡林坦然地说:“我总觉得乔木是冤枉的。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?”“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,一个正派的人,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,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”


与吴作人:“真挚的友谊是永存的”

      季羡林的怀人文字,多系学界师友,吴作人(1908—1997)只能算是他文学艺术界的大同行。季羡林专写一篇《寿作人》可视为例外;更为例外的是,一生素不喜欢拜访人的季羡林连老同学胡乔木家都不想去,却专程探视病中的吴作人,这不能不说是个例外。

      季羡林、吴作人相识于1947年左右。那时北大还在沙滩。北大为筹办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画展,季羡林向徐悲鸿借他的名作泰翁的画像。画展筹备期间,季羡林又请徐悲鸿、廖静文夫妇和吴作人来指导。他们由此因缘际会。此前季羡林早闻吴作人的画名,却不识其人。这次相见,吴作人在接人待物中表现出的热情、诚挚和纯朴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      刚解放,季羡林忽然对藏画发生了兴趣。虽刚出道收藏,但他的品位极高:齐白石以下的作品一概不收。季羡林想收白石老人的画作,油然想到吴作人,因为找他可免遭赝品的烦恼和不快。吴作人问他,画作上有受赠者名字要不要。收藏者历来对有上款的画作持偏见。季羡林说他不在乎。吴作人一次为季羡林张罗了四五幅白石老人的画作,其价总共不过三十元。季羡林的收藏兴趣由此被激发起来。

      1951年,季羡林、吴作人共同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印度、缅甸。连出访前在故宫筹办出国图片展览到访事结束,前后八九个月,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,“我们参观的任务不重,悠闲自在,遗世而独立,颇多聊天的机会。我和作人常常坐对桔园,信口闲聊,上天下地,海阔天空,没有主题,而兴趣盎然。”友谊自然也与日俱增。

      回国以后,各在自己岗位上忙着,见面的机会少。大概到80年代,季羡林和吴作人同时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,五年任内,每两个月可见一次面,但再也没有当年出访时那种“晤对闲聊”之暇了。其间,吴作人偕夫人萧淑芳到季府拜访,并以画册相赠。而季羡林清楚自己“有一个最大的缺点,就是不乐意拜访人”。他至少在六七篇回忆师友文章中提及这个缺点,“我由此而对我一些最尊的师友抱憾者屡屡矣。”

      季羡林终于弥补了他不拜访人的抱憾。据萧淑芳女士亲口告诉笔者,1992年夏,季羡林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寿作人》后不久,亲自到西郊华侨公寓看望病重的吴作人先生。

因为此事多少与笔者有点关系,简述如下。

      1992年,因出一本文化名人画册之事,笔者与友人一行应约先到季羡林家后到吴作人家分别为他们拍照。当时吴作人先生已中风,较重。萧淑芳先生说,吴对以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,对目下的事过目皆忘。为吴作人拍完照后,照例请他在册页上签名以便制版。我们把签名册送到他手上,一页页翻给他看,请他照样签署。当他见到季羡林签的那页时,样子十分激动,用手指着季羡林的签字,双唇发抖,眼睛里含着泪花,吴作人执笔非要把他的名字签在季羡林的名字旁。萧淑芳怕吴作人不慎,弄损了季羡林的签字不好制版,硬要他签在另一面上。吴作人先是不肯,后来还是十分不情愿地签了。尽管萧淑芳在一旁不断提醒,“写你自己的名字!”吴作人还是写不出。最后只画出一堆介乎美术线条状的字,杂乱。但谁都可以十分清楚辨出那是季羡林的“林”字。萧淑芳无奈,取出一纸吴作人病中状态好时写在便条上的签字交给我们。看到这动人的一幕,我忍不住给季羡林写信,将所见到的这一切告诉他。季羡林接信后,次日,便写《寿作人》一文,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。他在文中说:“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,我在他心中竟然还能有这样的地位,”深感震撼。他在文末写道:“往事如云如烟,人生如光如电。但真挚的友谊是永存的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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